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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
一、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理论分析
贸易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最早由Mundell 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个标准的2X2X2的贸易模型,该模型假定其中一国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该国对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设置贸易障碍,从而使该国资本的边际产量上升,引起外国资本流入。根据定理,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资本要素的增加将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该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减少,从而资本流入替代了贸易出口。此后20世纪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标准的2X2X2模型中假设两国存在技术差异,导致要素价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每个国家都将获得其出口产品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根据定理,两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会促使其出口部门的扩张,从而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是建立在商品贸易基础上的,而服务贸易存在某些与商品贸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国际服务贸易是劳动与货币的交换,而不是物与货币的交换;第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大多同时同地发生,服务不可储藏;第三,统计方式不同,国际服务贸易在各国国际收支表中统计,而货物贸易由各国海关统计。尽管服务贸易存在这些与众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仍然坚持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国际服务贸易是有效的。Sapir在1981年进行了一系列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其主要结论是:“传统贸易理论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 1985年在标准的H-O模型框架下,通过改变个别的约束条件成功地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服务贸易领域同样存在比较优势的合理内核”。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时,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方法。
我们分析的起点是假设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在国际市场上每个国家都是小国,每个国家产品产量的变化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的变化,而且假设一国由两个经济部门组成,M是制造业或农业部门,S是服务业部门,两部门都以资本K和劳动L作为要素投入,体现消费者效用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
外资的流入增加了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通常情况下都假定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产部门间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们认为跨国投资是与具体的行业相关联的,也就是说,FDI不会在本国的各行业间自由流动,资本流入之后就锁定在特定的行业中,这样的假定对各国生产函数的影响与通常的情况不同。当FDI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时,对两部门的生产能力都造成了影响,而当FDI与具体行业相关联时,只改变该行业的生产能力。
在对跨国投资的特性作出规定之后,我们首先分析外国资本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形,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用图1的产品空间来表示该国的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情况。在图1中,坐标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该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品产量,M[,1]S[,1]是其生产可能性曲线,P[,1]P[,1]′是相对价格曲线,在不存在要素变化的情况下,可知该国在A[,1]点生产,在C[,1]点消费,该国的净出口量是B[,1]A[,1]。考虑FDI流入该国,由于其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所以流入的FDI中相当大比例的部分投资于服务业,于是该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务业增产的比例高于制造业。因为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不变,价格曲线的斜率也保持不变,平行外移到P[,2]P[,2]′,此时,该国将在A[,2]点生产,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所以在C[,2]点消费,服务净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该国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证明在此服务生产的增加大于服务消费的增加,所以,服务净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说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净服务出口,增加了该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1 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达国家)
其次,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对而言其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或初级产品产业,此时可以用图2的产品空间来表示其生产、消费和贸易。在FID流入前,该国的生产和消费点是A[,1]′和C[,1]′,是服务净进口国,服务净进口量是B[,1]′C[,1]′,FDI流入后,因为该国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所以流入的FDI大部分投向制造业,这样,生产可能性曲线从M[,1]′S[,1]′向外移到M[,2]′S[,2]′,而国际市场相对价格不变,FDI流入后生产和消费点分别是A[,2]′和C[,2]′,净进口量变为B[,2]′C[,2]′,我们发现该国的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均增加了,可以证明服务消费的增加要大于服务产出的增加,也就是说服务的净进口增加了,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服务净进口量,降低了该国的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2 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展中国家)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在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促进了净服务出口,扩大了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FDI流入增加了净服务进口,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除了模型中所分析的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改变其服务贸易进出口量和比较优势外,还有别的作用途径。外资企业的建立必然派生出对服务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有明显的国别倾向。由于东道国对外汇的管制、利润税收制度等原因,跨国公司希望将利润转移到其母公司,因此倾向于选择母公司所在国的服务提供者;与东道国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别也促使跨国公司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母国的服务供给。但是,这种选择外国的服务供给的倾向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显著的程度差别,发达国家的服务厂商的国际化水平较高,服务质量较好,企业信用较好。因此,在发达国有境内的跨国公司选择其母国服务供给的倾向性相对较小;而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水平低,服务质量不理想,而且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更大一些,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境内的跨国公司更愿意使用外国特别是其母国的服务。由此我们认为,虽然跨国公司在对服务供给选择上的国别倾向均导致了东道国服务进口的增加,但是,这种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程度很不相同,在发达国家较弱,而在发展中国家较强,因此可以认为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仍然增加了其净服务出口,增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发展中国有,跨国投资增加净服务进口的效应更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更小了。
二、计量检验
1.数据和基本模型
从上一节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外国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的服务贸易存在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极不相同,由于发达国家多数拥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外资流入的很大比例投入其服务行业,促进了服务出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服务业不是其比较优势,流入的外资投向服务业的比例非常小,从而增加了其服务进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我们希望使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检验上述结论。
当然,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在计量模型中我们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作为控制变量,以准确地估计FDI对服务贸易的作用。
在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各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度量某一行业比较优势的方法较多,本文选用服务业净出口与服务业进出口总额的比值SeRNX作为该被解释变量,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值均来自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附图
其中Xs是服务贸易出口值,Ms是服务贸易进口值。
对外资流入用各国的FDI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比值rFDI来度量,FDI数量来自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GDP数据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会影响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个人对服务的需求在其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应提高,较高的服务需求会带动服务业较快发展,从而建立起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但是另一方面较高的服务需求也意味着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降低以贸易流通度量的比较优势。这两方面的作用轻重如何,需要用数据来估计,用各国人均GDP值rGDP及rGDP的对数值lnGDP度量,数据也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政策显然也是对服务贸易产生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服务业部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服务行业中的金融、电信、邮政、运输、教育和研究与开发等部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多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均采取谨慎态度,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在服务行业不具有优势,担心在服务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对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作出了严格的管制,管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程度是影响服务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变量。Hoekmon 1994年在《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协定评估》(注:转引自杨圣明主编:《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1999年。)中提出了一种度量各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方法,他将服务业开放分为三类:完全自由化、不开放、其他。每一类分别计数为:1;0;0.5。然后,把《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服务业的155项部门的每一项分为4种不同的提供方式:跨境提供、国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每个国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中对这155个部门的每一种提供方式作出不同的减让承诺,这样总计有620项承诺,根据对每一项减让承诺的程度按三类计分方式打分,然后把620项分数累计加总,得到一国的总分数,这个总分数即为该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度量。我们选用该文中对各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估计分数作为变量SeOPEN的数据,这些估计分数是在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结果的基础上计算出的,我们用它度量了每个国家1990年至1999年的开放程度。
一国的人口素质,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对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显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人口素质高,接受的教育程度高,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也就相对较好,有利于建立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但另一方面,人口素质高,对服务的需求也就增大,也可能会导致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可见人口素质的高低对服务业优势也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孰轻孰重,需要实证检验。本文用各国15岁以上成年人中非文盲人口的比例HR来度量,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教育和识字统计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多数发达国家教育水平较高,文盲比例非常低,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不再公布文盲人口比例数据,我们用100%来表示这些国家的非文盲人口比例。lnHR是HR的对数值。
另外还有一些变量如文化习俗、自然条件和对研发的投资等也会影响一国的服务业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因素大多难以定量,所以在我们计量回归方程中不包含这些控制变量。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建立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SeRNX[,it]=α[,i]+β[,1]RFDI[,it]+β[,2]RGDP[,it]+β[,3]SeOPEN[,it]+β[,4]HR[,it]+ε[,it](2)

其中i是国别下标,t是时间下标,□[,i]表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在这个效应中包含了一些回归方程中不考虑的因素,如各国的文化差异,自然资源等,□[,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用12个发达国家和11个发展中国家从1990年至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回归。12个发达国家是: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奥地利和新加坡;11个发展中国家是:阿根廷、巴西、埃及、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墨西哥。
2.回归结果
这是一个跨国的时间系列模型,这类模型对αi的处理有两种方法,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具体的常数,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随机变量,当α[,i]与回归变量存在相关性时,使用固定效应方法,应用代理变量的最小二乘回归(LSDV)(注:LSDV(Least Squares Dummy Variable)是用于估计跨地区(跨部门)时间系列数据(Panel Data)的回归方法,在此类模型中假定不同地区(部门)的差别由回归方程的常数项表示,这样相当于对每一个地区(部门)设定了一个代理变量(Dummy Variable),N个地区就有N个代理变量,在估计解释变量系数值的同时,也要估计代理变量的系数值,具体的估计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一致有效的。我们用Hausman-test检验了模型,发现α[,i]与回归变量SeRNX具有相关性,所以决定用LSDV方法进行回归。为了消除扰动项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我们选用了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 Least 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体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
表1 23个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2 12个发达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我们用23个国家的数据做了一次总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较稳定,也比较显著;而人均GDP的系数估计值也是正的,但不显著;服务业开放程度SeOPEN对SeRNX的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也比较稳定;人口素质HR对SeRNX的影响是负的,比较显著和稳定。所有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不足0.3,拟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断,总体上来说,FDI流入对一个国家的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人均GDP的影响不是很确定,这与人均GDP水平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存在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有关;服务业的开放促进其比较优势的效应非常显著;而人口素质对服务业的优势却有很显著的负作用,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与所用的数据有关,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质没有能够更细致地刻划各国间劳动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识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关注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因此不再对人口素质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论分析已经说明,跨国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断定,对这两类国家,揭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的计量方程有不同的结构,也就是说方程3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系数。我们用Chow-test检验检查了方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结构变化。因此把这两类国家分开进行回归。
表2是对发达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正号,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比较稳定;而人均GDP对SeRNX的影响同所有样本回归结果一样,也不显著,但是为正号;SeOPEN对SeRNX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而且拟合优度比所有23个国家回归时有明显的提高。
表3 11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4 不包含埃及的10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对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确实如我们理论分析中所预测的,跨国投资进入发达国家促进了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开放也对其服务业比较优势有正向的影响。
表3是对11个发展中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看出,rFDI对SeRNX的作用变成了负的影响,而且不显著了;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成了负的影响,也不显著;而SeOPEN的影响仍然很显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也有所提高。
观察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我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埃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的服务贸易出口远远超过了进口,显示出很强的服务业的优势,甚至于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将埃及的数据从中删除,对余下的1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回归,而且回归方程中rFDI变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结果在表4中显示。
从表4中我们发现,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为解释变量后,FDI流入对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显著性有明显提高,T统计量的数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这种作用仍然是负的影响,与我们理论分析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测一致;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得显著了,表现出负的作用,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的提高,对服务进口的需求增加较多,而对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是很重要,这样反而导致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下降;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优势的建立与对发达国家一样有促进作用,而且是很显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
三、结论和政策含义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和计量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跨国投资对一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确实有迥然不同的表现。
发达国家一般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服务业资本要素的相对增加更加增强了发达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反,发展中国家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进口国,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投入到服务业的比例很小,在初级产业和制造业中资本要素的增加增强了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相对来说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表现,被我们的实证检验所证实。而这一结论也启发我们,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会对服务业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在发达国家,外资流入自然地就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而对在服务业没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干预,大量的外资流入对该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不利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制定一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一定量的外资投向该国的服务行业,以保证在这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这个结论也从一定的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并非越多越好,外资的进入会对某些经济因素造成反面的影响,适当的利用外资水平和正确的外资引导政策是必需的。
各国在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建立其在服务行业的优势有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研究表明,各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中作出的各项服务行业的减让承诺,增强了其在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所以一国服务业的开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会使该国的服务业被国外的服务提供者占领,相反,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对发展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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